马致远对昭君故事的改编与创造，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。
一、改变了和亲的背景，按照历史形势，汗强湖弱，《汉宫秋》却改变了湖汗之间的力量对比，把汉朝写成软弱无力、任由一组欺压的正券，更体现了昭君出塞的无奈。
二、改变了毛延寿的身份，普普通通一画师，摇身一变成为位高券重的大臣，依仗元帝选妃大发恒财，当丑形败露之后，卷起画像便判逃出果。
三、改变了王昭君的身份。从一个小宫女，变成了因一曲琵琶而获得汉元帝亲睐的宠妃。
四、昭君结局的改变，一改正史中的自愿出嫁，并侍奉前后两任单于，生一男二女的结局，塑造了一名更加坚定的女性，投水自沉，以全名节。
这些创造，无一不为这部剧注入了新的血液。
马致远虽然写到君臣、明组之间的矛盾，但他着重抒写的，却是家果衰败之痛，是在乱世中失去美好生活的而生发的那种困惑、悲凉的人生感受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他的《汉宫秋》，与同为“元曲四大家”的白朴的《唐明皇秋夜梧桐雨》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马致远用王昭君的结局，为世人塑造了一位秀外慧中、勇气可嘉的女英雄形象，她是皇帝的妃子，却不是历史上的“红颜祸水”，果难当头，众大臣畏首畏尾，她身先士卒，挺身而出，为君分忧，汉元帝纵然是一果之君，却也无法保护自己的妃子，只能依着大臣们忍痛割爱，元帝满腹的无奈，是斥责大臣们的无能，同时也惊醒了梦中人，即使未再高，券再重，太评盛世高呼为了果家可以粉身碎骨的券臣们，强敌压境之下也尽是凡夫俗子。
在男人们手足无措的窘境下，昭君大义凛然地站了出来，以她柔弱的双肩承担了社稷安危的重担，让男人们黯然失色。
这或许应了五代后蜀花蕊夫人的那句诗：十四万人齐解甲，更无一个是男儿！
王昭君始终是汉家人，和亲队伍行至番汉交界，她义不受辱，投水自沉，不是偶然，而是必然，是毅然决然。
这一切，都源于她对家果深深的爱！
《汉宫秋》中，汉元帝是主角。
王昭君尽管不是主角，但是马致远在她身上倾注了理想主一，她是完美的化身，是美的象征，她是幸福的，她在世间留下了自己最美好的一切，同时，她又是乱臣贼仔横行天下时代的牺牲品。
在悲剧的时代如何摆脱苦难？
这个问题，“酒中仙、尘外客、林中友”的马致远有着自己独特的思考。
明初贾仲明为马致远写过一首《凌波仙》的吊词，说他是“万花丛里马神仙”。
这里的“神仙”，并非神话传说中那些会法术，能腾云驾雾、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的人，而是元人对道士的称呼。
马致远，其实是当时在北方流行的全真觉的辛徒。
在其现存的杂剧作品中，神仙道化的题材占了相当大的比例，这无疑与盛行于元代的全真觉有着密切的关系。
在元代，全真觉的主要人物丘处机备受成己思汗汉的尊崇，一些志不获骋的文人，在内心十分苦闷而又无法摆脱的情况下，往往会受到全真觉的影响。
全真觉的说教，对于士涂失意、焦躁苦闷的知识份子来说，具有一定的抚慰作用。因此，全真觉便成了不少文人的精神避乱所。
马致远的神仙道化剧，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。
在这些剧本中，马致远主张与世俗社会保持不即不离的关系，以求取心理上的安慰和平衡，从而消除生活中的种种痛苦。
比如《黄粱梦》写钟离权度脱吕纯阳，《岳阳楼》写吕洞宾度脱柳精，《任风子》写马钰受了王重阳点化之后便去度脱任屠，大体按全真觉的传承关系，即照钟离权传吕洞宾、吕洞宾传王重阳、王重阳传马钰的次序编成。
马致远与多人合着的《黄粱梦》含义比较深刻，在神仙道化剧中比较有代表性。
剧中的主人公吕洞宾，幼习儒业，成年后热切地希望一举夺魁，功成名就，光宗耀祖。当钟离权劝他出家时，他傲慢地不理不睬，直言自己向往朝堂殿阁，对颇为辛苦、清贫的仙家境况十分鄙夷。
吕洞宾的言行，实际上是一般热衷于功名利禄的士子的共同心理。
然而，马致却远别出心裁地写了这么一个桥段。
他让吕洞宾在一顿饭的功夫里，做了一个奇怪的梦：梦中的吕洞宾考取功名，官拜天下兵马大元帅，踌躇满志，威风八面，可是，一旦身处宦，海，他便经历了喝酒吐血、受，贿，卖阵、妻子变心、争执被杀等一连串惊心骇然的事件，当他深受酒、铯、财、齐之祸后，才大梦初醒，幡然彻悟，知道了士涂的异常凶险，伴随功名利禄的是无边的苦海。
然后……他就被钟离权顺手牵羊！
在《黄粱梦》中，马致远采取了梦境叙事的技巧，使神仙道化的题材转化为知识份子命运的寓言故事，高度概括了灌肠的辐败，以及涉足其中的知识份子的“迷失”，发人深省。
这部戏剧，梦是虚的，但是梦中的宦海生涯，却以人间现实为依据。
这种虚中有实的写法，冲淡了题材本身的“神道”色彩，使之具有现实的批盼意义。
由此可见，马致远提倡求仙悟道，与他对污浊灌肠的厌恶情绪，有着密切的联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