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说，我研究是清代的戏曲，你们怎么老问元杂剧啊？”
面对五位师兄师姐一会儿问关汉卿、马致远，一会儿问白朴、郑光祖，顾秋风知道归知道，只是觉得这个话题……歪了。
“杂剧以元代最佳。”孔泽摇头晃脑地说道：“元曲之佳处何在？一言以蔽之，曰：自然而已矣。”
“……”顾秋风无言以对。
他知道，孔泽的这句话不是原创，而是引用了近代王国维先生对于元杂剧的评语。
元代社会的激，烈，变动，使整个文坛的审美情趣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。
王国维认为，元剧作为叙事的文学，其审美特征就是“自然”。
所谓自然，是真实地摹写作者的所见、所想，让观众真切地看到“时代之情状”，从而体悟到流注在故事中的旨趣。
与此相联系，他指出元剧的文字，也必然不事藻绘，是鲜活的生动活泼的语言。
至于元杂剧之所以具有这样的审美特征，王国维认为是出自“自娱”与“娱人”的需要。
剧作家创作剧本，不是藏之名山，而是要公之于众，这必然要让观众看得明白、真切，才能进一步理解和认同。在这里，王国维把戏剧这一体裁的特征与观众心理联系起来，相当准确地揭示出形成元代文坛审美情趣的重要因素。
不过，王国维所说的“自然”，只是元代文坛审美情趣的一个方面。从当时属于文坛主体的戏曲、散曲创作倾向看，许多作家不仅自然地抒写人情世态，而且表现出淋漓尽致、饱满酣畅的风格。以剧本的情节安排而论，元代的剧作家总是把简单的故事写得波澜跌宕，透彻地表现悲欢离合的情态；以刻画人物而论，则力图揭示出主人公的内心奥秘，曲尽形容，鲜明地显示出其个性特征；以语言风格而论，则崇尚本色，大量运用俗语、俚语，以及衬字、双声、叠韵，生动地绘形绘色。
剧作者往往毫无遮拦地让人物尽情宣卸爱与恨。
关汉卿写窦娥呼天抢地，骂管骂吏，把悲愤怨恨的氛围推到极限。
郑光祖写倩女追求恋人，乃至魂魄飞越千山万水，一路上吐露对爱情的渴望。
有些剧作者甚至还借剧中人歌哭笑啼，释放胸中积悃，马致远、，白朴中的多段唱词，实际上是作者在发卸对现实的不满。
对于元杂剧所表现的审美情趣，明代陈与郊中说：“夫元之曲以摹绘神理，殚极才情，足抉宇壤之秘。”孟称舜在中也说：“迨夫曲之为妙，极古今好丑、贵贱、离合、死生，因事以造行，随物而赋象。”他们都看到了元杂剧具有曲尽人情、透彻无遗地表现事物的特点。而且都用了“极”这一强烈字眼给予形容。吴伟业在中更是指出：“今之传奇，即古者歌舞之变也，然其感动人心，较昔之歌舞，更显而畅矣。而元人传奇，又其最善者也。”所谓显而畅，是指元剧题旨是显露的，能让观众看得真切明白；而总体的风格则呈现出酣畅之美，让观众有痛快淋漓的感受。
又聊了几句，六个人便各忙各的了。
顾秋风继续梳理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故事。
白朴之后，关于杨、李二人的故事，写的比较好而影响力又比较大的，当数明人吴世美的传奇。
写的是唐明皇同梅妃、杨贵妃的故事。
它根据宋人小说及多种关于杨贵妃的文学作品、传说加工而成。大意是：
唐明皇好美铯，宠爱梅妃。而梅妃却在宴席上得罪唐明皇的弟弟薛王，薛王遂与高力士、杨国忠合谋献寿王妃杨玉环以夺其宠。后杨贵妃得宠，梅妃被黜。安史之乱骤起，杨贵妃死于马嵬坡，梅妃几经乱离终与唐明皇相聚。后诸人于天界相会，得知彼此原是仙人，尽释前嫌。
到了清代，洪昇重新演绎唐明皇杨贵妃的故事，基本上继承了白居易诗和白朴剧的内容和意蕴，而有所改变。他热烈地歌颂了杨、李二人的爱情，并联系他们的爱情生活，反映了丰见社会复杂的矛盾斗铮，成为了这类题材中成就最高、影响最大的戏曲作品。
在例言中，洪昇清楚地表明了他的创作历程：
“忆与严十定隅坐皋园，谈及开元、天宝间事，偶感李白之遇，作传奇。寻客燕台，亡友毛玉斯谓排场近熟，因去李白，入李泌辅肃宗中兴，更名，优伶皆久习之。后又念情之所钟，在帝王家罕有。马嵬之变，已违夙誓；而唐人有玉妃归蓬莱仙院，明皇游月宫之说，因合用之，专写钗合情缘，以题名，诸同人颇赏之。乐人请是本演习，遂传于时。盖经十余年，三易稿而始成，予可谓乐此不疲矣。”
在创作过程中，洪昇吸收了毛玉斯、赵执信、徐麟、吴舒凫等许多朋友的意见，在立意、结构、词语、曲调方面无不经过推敲。由于经历了明朝的覆王和清朝的建立，人们的明组思想意识加强了，再加上洪昇多方面的文艺才能和严肃的创作态度，使在艺术表现上达到了清代戏曲创作的最高水平。
中，洪昇又表明了自己的创作思想。
他说：“余读白乐天及元人杂剧，辄作数日恶。”
“辄作数日恶”，语出：“谢太傅语王右军曰：‘中年伤于哀乐，与亲友别，辄作数日恶。’”
“恶”是指很伤感，情绪极坏。
洪昇的意思是，他深为两篇作品所感动，但又不满意作品写得过于感伤。
所以后文说明他作，是写唐明皇、杨贵妃之情事，而命意在于显示“乐极哀来”，以“垂戒来世”。
就这一点说，与白居易、白朴剧的意蕴是一致的。但他要改变故事的悲剧结局，让唐明皇、杨贵妃“败而能悔”，“死生仙鬼都经遍，直做天宫并蒂莲”。
这种创作思想，也就决定了上下两卷作法和风格的不尽一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