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1世纪下半叶，柳永等词人先后离开词坛后，继之而起的是苏轼、黄庭坚、晏几道、秦观、晁补之、周邦彦等元佑词人。他们的活动和创作的年代，主要在神宗、哲宗和徽宗三朝。
这一时期的词坛，有两大创作群体。一是以苏轼为令袖，以黄庭坚、秦观、晁补之和李之仪、赵令畤、陈师道、毛滂等为羽翼的苏门词人群，此外，晏几道和贺铸，虽然不属于苏门，但与苏门词人过从甚密。二是以周邦彦为主帅，曾在大晟府供职的曹组、万俟咏、田为、徐伸、江汉等大晟词人群。虽然社交上分为两大群体，但词风却是“各尽其才力，自成一家”，苏轼在柳永、王安石之后进一步大力拓展词境而开宗立派，黄庭坚、晁补之二人师法其词而自成面目，秦观学柳永而又自辟新境，晏几道承传五代“花间”传统，继续用小令开创出独特的艺术世界，贺铸从唐诗中吸取养料，豪侠之气与绮，丽，柔情融为一体，周邦彦在音律、句法和章法上建立起严整的艺术规范，而另开一派。这一时期，是两宋词史上多种风格情，调并存的繁荣时期，也是名家辈出的时期。
其中创造力最强盛、影响力最深远的是苏轼和周邦彦，他们各自开辟出不同的创作方向，苏轼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，遵守词的音律规范而不为音律所拘，词的可读性胜于可歌性，周邦彦则注重词的协律可歌，情感的抒发有所节制而力避豪迈，对词艺的追求重于对词境的开拓，后来的南宋词，即是沿着这两种方向分别发展。
黄庭坚论诗强调“以俗为雅”，论词也是雅俗并重。一方面，承认词是燕歌小词，而称赞晏几道词是“押邪之大雅，豪士之鼓吹。其合者，、之流；其下者，岂减、哉”，另一方面，认为词与诗一样是表达“意中事”的言志之体，而赞美唐代张志和的“雅有远韵”，苏轼词“语意高妙”，“无一点尘俗气”。因而他写词也是雅俗并存。
王灼曾说：“晁无咎，黄鲁直皆学苏东坡，韵致得七八。”黄庭坚的雅词，即是学苏所得。从词史流变的角度看，黄庭坚主要是沿着苏轼开拓的方向，朝着两个方面发展：一是抒情自我化，即表现自我刚直倔强的个性和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，他晚年两次被流放到边远之地，但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人生信念。即表现出他虽遭贬谪却傲岸不屈，仍然潇洒俊逸的气度。在戎州贬所写的名篇，意境高远，洋溢着乐观豪迈的精神。二是使词的题材进一步贴近自我的日常生活。这不仅表现在他的词作大多数有题序，用以交代词作所写的具体时地和日常情，事，而且体现在词作的内容中。词中写了他的闲适与孤独：“万里投荒，一身吊影，成何欢意”写了手足之情：“当年夜雨，头白相依无处去”，“阿连高秀，千万里来忠孝有”写了夫妻相濡以沫的情态：“归来晚，文君未寝，相对小窗前。”“一叶扁舟卷画帘。老妻学饮伴清淡”他在黔州、戎州、宜州贬所的“意中事”，写得更多更具体，完全可以依据词中所写的时、地和情，事予以编年。这与从前的词作没有具体背景的写法完全不同，从而继苏轼之后，给后来的南渡词人进一步将词贴近社会生活现实，提供了可仿效的范式。
黄庭坚今存192首词中，有三十多首燕词和俗词，论其源流，明显是从柳永词而来。
“苏门四学士”之一的晁补之，较早受知于苏轼，21岁时，在杭洲作以拜见东坡，东坡先欲有所赋，及见晁作，极口称扬，晁因此而着名。
苏轼曾多次表述有关词的理论见解，晁补之受其启发，撰有一本词话着作。他对当时词人词作的评论，比较公允全面。时人多责难柳词“俗”，他却指出柳词也有雅而不减唐人的一面，针对东坡词“多音律不谐”之讥，他认为东坡是“横放杰出，自是曲子中的缚不住者”，从而肯定了苏词的革新意义，为后来学苏者提供了理论依据。此前杨绘的词话着作，偏重于记本事，而晁补之的词话则着重词艺，开创了词话的新体式，推动了词学理论的发展。
晁补之在理论上认同苏词的革新，创作实践上也步趋其后，又由于像苏轼一样历经宦海沉浮，屡遭贬谪，因而词中颇多人生的不平和失意的苦闷，如：“暗想平生，自悔儒冠误。觉阮途穷，归心阻。”其词最突出的主题是吟咏隐逸，自抒被迫隐后的心境。代表作是广为传诵的，词中景物描写清新旷阔，安然自适的心境中又饱含着“儒冠曾把身误”的愤激不平，此词为后来隐逸词的创作提供了典范，辛弃疾的即承其波澜。
晁词的风格有豪健的一面，如写“解弯弓掠地”的将军和“青云少年，燕赵豪俊”自不必说，即使是咏梅花，也写得劲气凛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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骨气端详的梅花无疑是词人隐居时自我人格的写照和象征。
黄庭坚和晁补之的成就不如同门的秦观，但在当时人们纷纷指责苏轼革新词体之际，他们在理论和创作实践上都给苏轼以有力的支持，壮大了苏词的声势，对词的革新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