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趣阁 > 都市小说 > 我的芳华时代 > 第276章 周邦彦(求订阅)
  与秦观、黄庭坚差不多同时登上词坛的钱塘才子周邦彦,字美成,号清针。少年时代落,魄不羁,曾沿姜西上,客游荆州,28岁时,因向神宗献,歌颂新法,而大获赏识,由太学诸生直升为太学正。徽宗时他先后在议礼局、大晟府任官,为王朝制礼作乐。又献诗蔡京,说他“化行禹贡山川内,人在周官礼乐中”。那正是北宋王朝临近覆,王的前夕。
  周邦彦一生虽然没有遭受苏门词人那样沉重的打击,坡害,但士涂并不得意,几度浮沉奔波于地方州县,深切地感受到飘泊流落的辛酸。“冷落词赋客,萧索水云乡”,正是他生活处境和心境的自白。而“漂零不偶”的孤独和“自叹劳生,经年何事,京华信漂泊”的悲伤,潜在地反映出北宋王果前夕士大夫悲观失望的心理。
  咏物也是周词的主要题材。柳永等宋初词人的咏物词,主要是描摹物态,图形写貌。苏轼的咏物词,开始将状物态与抒人情合而为一,但所作咏物词不多。周邦彦所作咏物词既多,如咏新月、春雨、梅花、梨花、杨柳等,又将身世飘零之感、士涂沦落之悲、情场失意之苦与所咏之物融为一体,为南宋咏物词重寄托开启了门径。
  作为苏轼前后相继的词坛令袖,周邦彦具有与苏轼不同的艺术追求和贡献。苏轼如唐诗中的李白,追求创作的自由,强调性,情的自然流露,力图打破词作原有的创作规范;周邦彦则如杜甫,创作时精心结撰,追求词作的艺术规范性,“下字运意,皆有法度”。周词的法度、规范,主要体现在章法、句法、炼字和音律等方面。因法度井然,使人有门径可依,故“作词者多效其体制”。
  周词的章法结构,主要是从柳永词变化而来。柳词善铺叙,但多是平铺直叙,一般为时空序列性结构,即按情事发生、发展的时空顺序来组织词的结构,明白晓畅,但失于平板单一而少变化。周词也长于铺叙,但他变直叙为曲叙,往往将顺叙、倒叙和插叙错综结合,时空结构上体现为跳跃性的回环往复式结构,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和我方、他方的时空场景交错叠映,章法严密而结构繁复多变。如其名作:
  此词别情中渗透着漂泊的疲倦感。第一片写自我的漂泊,挽合今昔。第二片写目前送别情景,既有往事的回忆,又有别后愁苦的设想。第三片又由眼前景折回到前事。今昔回环,情、景、事交错,备极吞吐之妙。
  周词的铺叙,还善于增加并变换角度、层次。他能够把一丝感触、情绪向四面八方展开,又层层深入地烘托刻画,使情思毫发毕现。代表作有:此词不过写惜花之情,然多方铺垫,千回百折。先从时间角度写花落春去,客中未及赏春,已是怅惘;而留春不住,怅惘又深一层。再从空间角度多方描写寻觅落花的踪迹,见出惜花的深情。“似牵衣”句又变换角度,不说人惜花,而写花恋人。插戴残花,劝花莫随波流去,又分别从行为动作、心理愿望两个角度虚实结合地表现出铲眠不尽的怜惜。文笔跌宕,变幻多姿,将一缕惜花情思表现得淋漓尽致。周邦彦能自铸伟辞,但更善于融化前人诗句入词,浑然天成,如从己出。晏几道、贺铸也善用前人语句,但他们往往是一首词中偶尔化用一、二句,而且主要是从字面上化取前人诗句,或是一字不改地全句嵌用,或是句法不变而略改几字。而周词往往是一首词中数句化用,不仅从字面上化用前人诗句变成新的语言,更从意境上点化前人诗句而创造出新的意境,从而把它发展为一种完备的语言技巧。最典型的是:
  “佳丽地。南朝盛事谁记。山围故果绕清,江,髻鬟对起。怒涛寂寞打孤城,风樯遥度天际。
  断崖树,犹倒倚。莫愁艇子曾系。空馀旧迹郁苍苍,雾沉半垒。夜深月过女墙来,伤心东望淮水。
  酒旗戏鼓甚处市。想依稀、王谢邻里。燕子不知何世。入寻常、巷陌人家,相对如说兴王,斜阳里。】
  全词系化用唐人刘禹锡的、和古乐府三首诗而成。语言既经重新组合,意境更饶新意。名作也融化了杜甫、李贺、杜牧、李商隐等十余人的诗句,几乎字字有来历,句句有出处,但不露痕迹。周词融化前人诗句入词,贴切自然,既显博学,又见工巧,因而深受后人推崇。沈义父即说周词下字运意,“往往自唐宋诸贤诗句中来,而不用经史中生硬字面,此所以为冠绝”。
  调美,律严,字工,是周词在音律方面的特点。周邦彦与柳永一样,也长于自度曲。他新创、自度的曲调共五十多调,虽然创调之多不及柳永,但他所创之调,如、和等,声腔圆美,用字高雅,较之柳永所创的部分俗词俗调,更符合南宋雅士尤其是知音识律者的审美趣味,因而受到更广泛的遵从和效法。宋末沈义父就说:“凡作词,当以清针为主。盖清针最为知音,且无一点市井气。”
  周词音律和谐,注重词调的声,情与宫调的音瑟,情调协调一致。宫调不同,声,情各异。如商调凄怆怨慕,黄钟宫则富贵铲眠。故周邦彦写离别感伤的选用商调,而写荆州明媚椿光的,则用黄钟宫。为使音律和谐,周词审音用字,也非常严格精密。他用字不仅分平仄,而且严分仄字中的上去入三声,使语言字音的高低与曲调旋律的变化密切配合。后来吴文英等作词分四声,即是以周词为典范,吴词凡用与周词相同之调,音律也依之不变;宋末方千里、杨择明两家的和陈允平的,几乎遍和清针的所有词调,而且谨守其句读字声。“一一按谱填腔,不敢稍失尺寸”。这既反映出周词的影响之大,也可以看出周邦彦规范词律之功。所以近人邵瑞彭说,宋代“词律未造专书,即以清针一集为之仪埻”。
  周词与杜诗一样,还特别擅长用拗句,在拗怒中追求音律和和谐统一。这一方面使字声的错综使用能更恰当地表达喜怒哀乐的不同情感,另一方面也是为加强声,情顿挫的美感,而且适应歌唱者的自然声腔和乐曲旋律的需要。音律上做到拗怒与和谐的矛盾桶一,是清针词的独创。故王国维说,读清针词,“文字之外,须兼味其音律。”“今其声虽王,读其词者,犹觉拗怒之中,自饶和婉,曼声促节,繁分相宣,清浊抑扬,辘轳交往。两宋之间,一人而已”。